1949年10月1日，伴随广播里传来的开国典礼实况，福建永泰紫山深处的音亭寺里，一位身披褐色僧衣的中年和尚合掌低颂。他的俗名——杨道明——早在苏区档案上被盖了“牺牲”印章，可他本人却坐在檐下听风。此时的他，比广播里那些呼号更在意一句话：党史不能留下空白。
回忆得从江西说起。1909年寒冬，杨家破旧的土屋里出生了这个最小的孩子。20岁那年，他挤进瑞金誓师大会的人群，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现场讲话，心口像被火烫。毛泽东发现他掌声最响，只留一句“年轻人，有胆识”，便把他引进共青团。不到一年，又成了红色财政委员，整天往村里收粮、运盐，脚底的草鞋磨出血仍不肯停。
命运瞬间翻面。1930年“围剿”打到家门口，父亲投河、母亲遇害、大哥横死，二哥被迫削发。亲人散尽后，他扛着半袋稻谷夜逃山路，想追上红军主力，却在半道被哨兵打散，只能藏进芦苇。次年5月，他终于在宁都再次见到毛泽东。对方沉默片刻，只拍拍他肩膀：“你们牺牲多，但骨头硬。”
自此，组织把更棘手的差事交给这根“硬骨头”。1934年8月，他被派往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任主席。眼下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已成败局，他背着一只旧皮箱上任，里头只有县境图和一封毛泽东亲笔信：“保住队伍，其他从长计议。”然而，主力转移后，留守的仅剩两个团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士气滑坡。
最危险的时刻在紫山。保安团连夜合围，干粮见底，弹药只够半天。军区几位负责人与敌密谈后萌生去意。杨道明察觉不对，拦住其中一人问缘由，对方支吾。“叛不得！”杨道明只回四个字。夜里，他同省委书记钟循仁合计：趁月色突围。结果，三百余人冲出火线，落到山谷的不过寥寥十几，真正生还的只剩五名。钟循仁腹部中弹，他们钻进岩洞，靠雨水和草根挺过数周。
山下已传来“杨道明阵亡”的消息。国民党电台连呼“剿匪大捷”，而中央根据前方急报，也将二人列为烈士。成为“死人”的他们，被附近寺庙老和尚捡了回去。老和尚诚实又怕事，只指了条路：“往东十里有个音亭寺，可避风声。”于是，两人剃度，改名磐扬、觉悟，从此隐没香烟缭绕。
新身份并未带来心安。庙里早课诵经，他照做，却常盯着墙上斑驳的红军口号发呆。钟循仁劝他：“过去了。”他轻摇头：“历史没过去。”1966年春，社会风云再起，地方造反派冲进音亭寺，对他呵斥来历不明。鞭梢落在禅杖上，他冷静地说：“再打就坏公事。”对方一愣，他索性提笔写信，收信人——江西省委组织部。
信中只有两段要义：一，磐扬和尚实为1934年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；二，如不澄清，他之“牺牲”将成党史悬案。末尾署名“杨道明敬字”。
函件送到南昌，震动不小。多份烈士名册连夜翻检，又向北京核实当年参战人员口供。数周后，确认无误。省里派车来到音亭寺，请他“回家”。他却合掌一礼：“佛门已许十数年，戒不易破。”干部再劝，他笑道：“在山中，忏悔也清净，留下吧。”组织尊重选择，给予离休待遇，人未下山，文件专人送达。
1981年深秋，钟循仁在寺里病逝，只留一串念珠。杨道明替他烧化旧日任职证件，木屑随青烟升空。1999年5月14日，这位苏区“失踪者”亦在晨钟声中圆寂，享年90岁。村民们自发挑来松木，为他建一座小小灵塔，塔前石碑刻着俗名与法号并列，两行字：
“曾执苏维，后守清灯；功过自了，山河作证。”
有人说，磐扬大师最后留下的那封自白，补全的不仅是个人履历，更把一段易被忽视的坚持放回史册。没有掌声，没有礼炮，只有漫山竹林替他见证：有些秘密被揭开的那天，历史才真正闭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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