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，福建闽侯县，28岁的劳改特务郑仁义深吸一口气，一头扎进了两米深的旱厕粪坑里。靠着满身粪污，他废掉了警犬的鼻子，躲过了持枪民兵的搜山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算无遗策的精英特工，最后栽在了一个街道大姐的铜哨子上。
1964年9月13日，福建省军区搞了一次“教育活动”，把关押的特务犯拉到闽侯县大湖公社的江洋农场去参观。押解的阵容很豪华——公安、战士、特务团官兵全程荷枪实弹，几十号人看着这批犯人，生怕出岔子。
郑仁义排在队伍里，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1961年，他以国民党陆军情报局上尉特工的身份潜入大陆，还没来得及展开行动就被逮了个正着，判了八年。三年牢坐下来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跑。
今天就是机会。
参观结束后，犯人们被带去上厕所。那是一个老式的土坯旱厕，坑又大又深，里面的粪水又黑又稠，臭味隔着老远就能把人熏个跟头。犯人们排着队进去，一个接一个地出来。
郑仁义故意磨蹭到最后。
他蹲在茅坑边上，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看守的位置。看守在门口站着，背对着他，正跟另一个战士说话。
就这一个空档。郑仁义站起来，没有犹豫，直接跳了下去。
两米深的粪坑，粪水没过了他的头顶。那股恶臭和黏稠的触感足以让任何正常人当场呕吐，但他连嘴都没张。他在台北特工训练班练过潜水憋气，全班第一，这点时间他扛得住。
他在粪水里摸到了排污暗沟的入口。
这条暗沟是旱厕的排污通道，又窄又矮，一个成年人只能趴着往前爬。郑仁义整个人泡在粪水里，手脚并用，一寸一寸地往前挪。暗沟里黑得什么都看不见，他全凭手摸，顺着沟壁的方向往外爬。
不知道爬了多久，他感觉头顶上方透进来一丝光。
暗沟的出口在高墙外面。他从沟口钻出来的时候，浑身上下裹满了黑色的粪污，头发糊成一团，脸上的五官都看不清了。
他没有停。出了暗沟就是一条河，他直接扑进水里，一口气潜游了两百多米，才在下游的一处河湾冒出头来。
这时候劳改场那边已经炸了锅。
看守清点人数，少了一个。哨声、吼声、枪栓拉动的声音响成一片。几百号人开始四散搜索，警犬也被牵了出来。
狗被带到旱厕附近，立刻就不对劲了。排污沟出口那一片弥漫着的粪臭味，直接把警犬的鼻子废了。狗在原地打转、呜咽、甩头，死活找不到方向。训犬员换了一条狗，还是一样。
郑仁义那一跳，不光是为了从暗沟跑出去，更是给自己裹了一层天然的“反追踪涂层”。粪污的气味彻底覆盖了他身上的人体味道，警犬再灵的鼻子也分辨不出来。
这一招，是他事先算好的。
河对岸，郑仁义在水里把身上的粪污搓洗干净，光着膀子躲进了岸边的灌木丛里。他找到一户人家晾在外面的衣服，顺了一套打满补丁的旧衣裳，又摸了一顶破草帽、一根鱼竿和一个竹编的鱼篓。
他把草帽压低，鱼篓挎在肩上，鱼竿扛着，活脱脱一个在河边讨生活的落魄渔夫。
然后他朝县城的方向走去。
他的计划是混进县城，找到交通线，想办法回台湾。他受过系统的反侦察训练，知道怎么避开盘查、怎么伪装身份、怎么混入人群。在台北的时候，他单枪匹马破过无头凶杀案，论脑子，他不输任何人。
但他算漏了一样东西。
他不了解1964年的中国大陆是怎么运转的。
县城早就戒严了。大喇叭里反复广播着“抓特务”的通知，声音震得街巷嗡嗡响。每个路口都站着戴红袖章的大爷大妈，连卖菜的小贩都在左顾右盼。四百名民兵端着枪在周边山头上拉网，整个闽侯县像一口大锅，盖得严严实实。
郑仁义不知道这些。他只知道自己又饿又渴，走了大半天，体力快见底了。
他看到路边有一户人家，院门半开着。他把草帽往下压了压，走过去敲了敲门，用一口流利的福州话跟开门的老太太说：“阿婆，讨碗水喝。”
老太太叫林阿婆，七十岁，心善，转身进屋去倒水。
可边上还坐着一个人。
隔壁串门来的街道小组长陈大姐，正好在院子里跟林阿婆聊天。她看了郑仁义一眼，没说话。又看了一眼，目光落在了他肩上的鱼篓和手里的鱼竿上。
她心里觉得不对。
一个饿成这样的人，衣服破破烂烂，脸上都脱相了，可他身上的装备——鱼竿、鱼篓、草帽，一样不少，整整齐齐。真正靠打鱼吃饭的人，哪有饿成这副德行的？
陈大姐没有声张。她慢慢站起来，不动声色地把手伸进衣兜里，摸到了那个随身带着的铜哨子。
接着，一声尖锐的哨响，劈开了整条街的安静。
郑仁义脸色一变，转身就要跑。可他连院门都没迈出去，四面八方的脚步声已经涌了过来。不到一分钟，端着枪的民兵把这个小院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郑仁义站在院子中间，鱼竿掉在地上，两只手慢慢举了起来。
他这场精心策划的越狱大戏，从跳粪坑到被抓，前后不过几个小时。
后来他被押回去加了刑，八年翻成了十六年。
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，任何特务都无处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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