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,福建闽侯县,28岁的劳改特务郑仁义深吸一口气,一头扎进了两米深的旱厕粪坑里。靠着满身粪污,他废掉了警犬的鼻子,躲过了持枪民兵的搜山。可谁也没想到,这个算无遗策的精英特工,最后栽在了一个街道大姐的铜哨子上。
1964年9月13日,福建省军区搞了一次“教育活动”,把关押的特务犯拉到闽侯县大湖公社的江洋农场去参观。押解的阵容很豪华——公安、战士、特务团官兵全程荷枪实弹,几十号人看着这批犯人,生怕出岔子。
郑仁义排在队伍里,低着头,一声不吭。
1961年,他以国民党陆军情报局上尉特工的身份潜入大陆,还没来得及展开行动就被逮了个正着,判了八年。三年牢坐下来,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跑。
今天就是机会。
参观结束后,犯人们被带去上厕所。那是一个老式的土坯旱厕,坑又大又深,里面的粪水又黑又稠,臭味隔着老远就能把人熏个跟头。犯人们排着队进去,一个接一个地出来。
郑仁义故意磨蹭到最后。
他蹲在茅坑边上,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看守的位置。看守在门口站着,背对着他,正跟另一个战士说话。
就这一个空档。郑仁义站起来,没有犹豫,直接跳了下去。
两米深的粪坑,粪水没过了他的头顶。那股恶臭和黏稠的触感足以让任何正常人当场呕吐,但他连嘴都没张。他在台北特工训练班练过潜水憋气,全班第一,这点时间他扛得住。
他在粪水里摸到了排污暗沟的入口。
这条暗沟是旱厕的排污通道,又窄又矮,一个成年人只能趴着往前爬。郑仁义整个人泡在粪水里,手脚并用,一寸一寸地往前挪。暗沟里黑得什么都看不见,他全凭手摸,顺着沟壁的方向往外爬。
不知道爬了多久,他感觉头顶上方透进来一丝光。
暗沟的出口在高墙外面。他从沟口钻出来的时候,浑身上下裹满了黑色的粪污,头发糊成一团,脸上的五官都看不清了。
他没有停。出了暗沟就是一条河,他直接扑进水里,一口气潜游了两百多米,才在下游的一处河湾冒出头来。
这时候劳改场那边已经炸了锅。
看守清点人数,少了一个。哨声、吼声、枪栓拉动的声音响成一片。几百号人开始四散搜索,警犬也被牵了出来。
狗被带到旱厕附近,立刻就不对劲了。排污沟出口那一片弥漫着的粪臭味,直接把警犬的鼻子废了。狗在原地打转、呜咽、甩头,死活找不到方向。训犬员换了一条狗,还是一样。
郑仁义那一跳,不光是为了从暗沟跑出去,更是给自己裹了一层天然的“反追踪涂层”。粪污的气味彻底覆盖了他身上的人体味道,警犬再灵的鼻子也分辨不出来。
这一招,是他事先算好的。
河对岸,郑仁义在水里把身上的粪污搓洗干净,光着膀子躲进了岸边的灌木丛里。他找到一户人家晾在外面的衣服,顺了一套打满补丁的旧衣裳,又摸了一顶破草帽、一根鱼竿和一个竹编的鱼篓。
他把草帽压低,鱼篓挎在肩上,鱼竿扛着,活脱脱一个在河边讨生活的落魄渔夫。
然后他朝县城的方向走去。
他的计划是混进县城,找到交通线,想办法回台湾。他受过系统的反侦察训练,知道怎么避开盘查、怎么伪装身份、怎么混入人群。在台北的时候,他单枪匹马破过无头凶杀案,论脑子,他不输任何人。
但他算漏了一样东西。
他不了解1964年的中国大陆是怎么运转的。
县城早就戒严了。大喇叭里反复广播着“抓特务”的通知,声音震得街巷嗡嗡响。每个路口都站着戴红袖章的大爷大妈,连卖菜的小贩都在左顾右盼。四百名民兵端着枪在周边山头上拉网,整个闽侯县像一口大锅,盖得严严实实。
郑仁义不知道这些。他只知道自己又饿又渴,走了大半天,体力快见底了。
他看到路边有一户人家,院门半开着。他把草帽往下压了压,走过去敲了敲门,用一口流利的福州话跟开门的老太太说:“阿婆,讨碗水喝。”
老太太叫林阿婆,七十岁,心善,转身进屋去倒水。
可边上还坐着一个人。
隔壁串门来的街道小组长陈大姐,正好在院子里跟林阿婆聊天。她看了郑仁义一眼,没说话。又看了一眼,目光落在了他肩上的鱼篓和手里的鱼竿上。
她心里觉得不对。
一个饿成这样的人,衣服破破烂烂,脸上都脱相了,可他身上的装备——鱼竿、鱼篓、草帽,一样不少,整整齐齐。真正靠打鱼吃饭的人,哪有饿成这副德行的?
陈大姐没有声张。她慢慢站起来,不动声色地把手伸进衣兜里,摸到了那个随身带着的铜哨子。
接着,一声尖锐的哨响,劈开了整条街的安静。
郑仁义脸色一变,转身就要跑。可他连院门都没迈出去,四面八方的脚步声已经涌了过来。不到一分钟,端着枪的民兵把这个小院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郑仁义站在院子中间,鱼竿掉在地上,两只手慢慢举了起来。
他这场精心策划的越狱大戏,从跳粪坑到被抓,前后不过几个小时。
后来他被押回去加了刑,八年翻成了十六年。
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,任何特务都无处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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